列宁的痕迹随处可见。

首先是大楼正面墙上的浮雕，列宁的硕大的雕像与马恩并列，俯视着大街上的车水马龙。一进入门厅，迎面就是一尊列宁的白色半身石膏像。再上楼，进入会议室，墙上唯一的大镜框画像，也是列宁的黑白肖像。

毕竟是国家档案馆，不抹杀历史。尽管，对列宁的解读已经多元化，俄中均如此，俄是公开的，中是私下的。

出面接待的，是国家档案馆的副馆长，一个壮实的汉子，他的眼镜与脸廓都呈方形，但是谈吐圆熟，把我们需要了解的内容分解成明确的工作程序，同时要求，若是复印资料，不能超过两百页。

又问，复印需要费用，你们带钱来了吗？

他同时对以前中国人来访的一些做法表示奇怪，他说，你们中国的一个城市的档案馆来了解资料，不多久，另一个城市的档案馆又来查访同一份资料，他们之间不通气。尤为奇怪的是，同一个家庭，哥哥来复印了资料，过不久，妹妹又来复印同一份资料。

我觉得，一点不奇怪，无非是中国特色。一条马路都可以在几年内开膛破肚几十次，何况复印什么资料，谁怕麻烦。

进入档案室之后，这位名叫谢别列夫的副馆长先生更是热情万分地介绍他们保存档案的种种方式，包括温度，包括如何检索。接着一位工作人员热情地取来一份装订的中文材料，前半部的一篇，题目是《暴动的艺术》，后半部的那篇，题目是《论游击战争》。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从“毛泽东卷”里取出来的，是1930年的材料，但我们几个中国人一看，就知道这密密麻麻的横排钢笔字的字迹并非出自毛泽东。我取出相机，将《论游击战争》的最后一页“结论”拍了下来，我想让国内有经验的同行看一看，这是当年哪位中共领导人的笔迹。

总之，历史久远，又隔着一个国家，连档案的记载都不怎么靠谱了。

但是靠谱的记载还是有的，那就是本人填的登记表之类，尤其是本人在俄罗斯填的登记表，这样的存在是最令人信服的。当我翻阅档案馆方面取出的当年邓希贤亲笔所填的一份份表格时，就为自来水笔的笔迹在时隔八十多年还能保持如此的清晰度而诧异，而且邓的笔迹竟是如此纤细，以使我不能不想象他在填表时分的耐心与细致。我们都填过类似的表，那是革命对投身者的严厉要求，耐心真的是很重要。

比如他要如实向上级报告他的工作实绩，因为他是党小组长，所以他以这样密密麻麻的字迹填写：自成立以来共开会九次，计三次讨论“工作大纲”，二次讨论第三国际扩大会议对中国支部的决议，一次讨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一次报告“处分三同志”的理由，二次关于批评的会议。这些问题有90％是解决的，没有解决的只有一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与孙文主义。未解决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指导员（病了），以致几次都不能成会。

一个问题要回答得如此详尽，真是难为了他这个党小组长，何况这还是一大堆问题中的一个。这份“党组工作调查表”是他1926年6月13日填写的，他在最后恭恭敬敬写上“邓希贤报告”，并且写下日期。

邓的那位“少有的漂亮”的女同学张锡媛，在填表时也是诚实万分，甚至十分“苛求”自己。比如她回答是否受过处分时，如实供述：“前因不做工曾受一尺警告”；在回答“出席大会与组会与否”时，回答：“组会缺席过一次”；至于“能否为别人的榜样”，她的回答相当低调：“少得很”；对于回答“同志们关系如何”时，她直截了当回答：“不接近”。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我宁可相信是不惨水分的。一个漂亮的女同学如果不矜持一点，怎么对付四面八方的进攻。那个时候人们对爱情以及私生活的开放态度又是人所皆知的。

说到这里，又不能不再度提及那位15岁的新娘冯弗能，这次在档案馆竟然能顺利找到冯弗能的档案，尤其是在卷宗里发现了一个小袋子，里面竟有一张照片和这张照片的底片，于是美美地欣赏到了这位15岁小新娘的芳容。脸廓如其父，一个国字，但五官娟秀，眉眼之间有英气在，与新郎蒋经国倒也十分般配。

不知台湾方面有否派人来莫斯科查访过这一则资料，他们对蒋经国的研究是花大工夫的，对于这位15岁的新娘的当年照片以及她填写的学生登记表，应该有所把握。

合上这份难得的卷宗前，我赶紧用我的手机拍下这位1926年的新娘。我换上这个摩托罗拉智能手机不久，还没有学会如何把手机里的照片如何取出来存放电脑，回国后一定要早些学会，这样，好朋友们如果也存了一份想看这位冯将军之女芳容的念头，我便可以电脑发送，满足一份“显宝”的心态。

反正，这也不算是什么秘密了，档案馆的神秘正在被打破，各国都是这样。“俄罗斯国家政治历史档案馆”今天对外国朋友的热情，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