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似乎从不侃侃而谈。机智跳跃、简短却极有分量，这就是艾青式的语言方式。
1990年3月，诗人摔倒了，一只手臂的肱骨粉碎性骨折。他被送往协和医院。几位朋友赶去慰问。诗人张志民问：“您是哪一只手骨折了？”艾青笑了笑：“我这个人从来都是右边出问题呀！”不但能够经历苦难，而且能够俯视苦难、欣赏苦难，这也许就是艾青之所以是艾青的一个奥秘吧！
1985年12月，我们几个搞诗评的，利用在京开会的余暇，相约去艾青家里。艾青还是那样，着一件中式棉袄，沉静而安详。与其说艾青在和客人对话，不如说他在倾听客人们的相互交谈，偶尔插上半句一句。有人问：“艾老，对诗坛现况怎么看？”艾青用沉思的目光盯着客人：“我现在看不懂诗了。”又有人问：“最近写些什么？”艾青用手指着窗外：“这不是冬天了吗？我冬眠了。”就这么一些短句，艾青对当时诗坛论争的见解都在里面了。
今年3月27日是诗人艾青诞生92周年的纪念日，我想起上个世纪90年代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的艾青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花絮。与会的前苏联作家代表团里有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的费德林。个子高高的费德林是汉学权威，著有《中国文学史》等，他用汉语作大会发言。那天的大会主持人是诗人公木，解放军军歌作者。像国内的学术会议一样，发言人都是坐着宣读论文的。费德林却站着讲话。公木一再示意他“坐下来讲”。费德林刚坐下讲了几句，又不安地站了起来，耸耸肩说：“怎么能坐着讲艾青呢！”全场大笑。会议结束时，在全聚德烤鸭店聚会。宴会快开始的时候，大厅里突然响起一阵热烈掌声：原来，艾青坐着轮椅出现了，在他身后是有“台湾诗坛大佬”之称的钟鼎文缓缓地推着轮椅，表情激动而庄严。是的，艾青就是艾青。“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将一生的爱都给了土地的诗人，理所当然地会赢得天下人士的广泛尊重。
艾青是我最敬佩的诗人之一，有两件往事长留在我的记忆中。
一次是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诗歌界一个小型活动快结束的时候，作家协会书记处的所有书记在常务书记唐达成的率领下赶到八里庄，就近在一家餐厅请我们吃饭。那是北方的冬季，天寒地冻，可餐厅里却温馨如春。这当然不只是室内的暖气使然，还因为年过八旬的艾青也来了。我被安排在主桌。席间，冯牧提起诺贝尔文学奖的事。这当儿，主管外事的书记就接过话题谈开了。他说，进入评委圈子的华人只有瑞典的马悦然。中国要实现“零的突破”，此人很关键。话锋转到艾青身上：“马悦然给您写了好几封信，可是您根本就不给别人回信。”类似的话重复好几次，语气中含有焦急。可是艾青呢，不仅不发一言，而且可以说，连眉毛也没有动一下。好像是在说别人的事，又好像席间正在谈论的是萝卜、白菜之类的琐事。谢谢艾青，我从此记住了什么是诗人的脱俗境界，也记住了什么是中国诗人的尊严。
另一次也是在北京，1988年4月，全国第三届优秀新诗（集）评奖的评委会在北京的北纬饭店举行。本届评委会名单在《人民日报》公布后，经过两个月的考验期，没有接到异议，只有评委会副主任绿原因有作品报奖，依例退出评委会，于是正式开会。评委们入场，工作人员将有关材料摆在每位评委面前的茶几上，然后一一退出。会场上只有评委。艾青说：“李瑛到日本去了，事先投了票，装在密封的信封里，待会儿投票时由工作人员当众拆开。臧克家请病假。开会吧。我这里有几封信，都看看。”信在大家手中传阅，原来是一些报奖者给艾青的信，内容不言自明，艾青公开出来，原因也不言自明。接着，艾青说，叫工作人员把那个东西弄进来。靠近门边的人传话出来。“那个东西”结果是一个小麻袋。打开来，里面也有一封信：向艾青致敬，同时，介绍自己的诗在各地各级广播电台播送了多少多少次，诗人收到了多少多少封读者的信件。评委们接连取出十几封信，都是中学生写的，大家笑起来。艾青却很严肃。几天的评委会，争论不少，有时甚至争执不下。但是人人手里只有诗的标尺。艾青的话很少，他从来如此。但是在他的主持下，也是在他的人格魅力的光环中，诗歌评委会会场远离了世俗风气，飘散着浓浓的诗意。评委会开了一周。从各地选报的300来部诗集中评出10部获奖诗集。参评的诗集都有一定质量，但中国是诗国，只能花中选花，评委命中注定要有遗珠之憾。那位诗人的集子不幸在第一轮投票中即告淘汰。从投票情况看，艾青没有投赞成票：他的心中，“国家奖”的标尺高于一切。此后，每当我参加各种各样的评委会时，我总是怀念那诗意，怀念诗人艾青。
作家简介：吕进，四川成都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西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重庆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重庆市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北碚区文联荣誉主席；世界诗歌黄金王冠获得者；全国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多届评委；主持两项国家项目；撰写或主编《新诗的创作与鉴赏》、《中国现代诗学》、《文化转型与中国新诗》、《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四川百科全书》等29部（共7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