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过于爱清洁讲卫生，就是有洁癖。我母亲就是这样的人。
　　我父母都是铁路建设者，深居大山是常事。在那艰苦的年代，我们住在工地临时搭建的两间平房里。平房以竹编敷上淤泥为墙，以木板草垫为床，以牛毛毡为屋顶。生活虽然艰苦，但是母亲对卫生的要求极其严格。她常常说：“人穷水不穷。”我们四姊妹从小就养成了饭前洗手的习惯，而且每次家里吃饭之前，碗筷都得用开水烫一烫。
　　我父母单位流动性很强，一段铁路修好就要搬迁到另一个地方，所以家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仅有的就是几口存放衣物棉被的大木箱和几把竹椅，以及一张能够收折的木餐桌。那时，家里的木床以木架支撑，放上木板，铺上草垫和棉絮，四角绑紧四支竹竿，挂上洁白的蚊帐即可。
　　家里虽简陋，但总是清爽干净的，这缘于母亲的辛劳。她是过分爱清洁的人。在那个年代，家家户户烧火煮饭都是用工地废弃的木材，烟雾缭绕，熏黑铝锅铝壶见怪不怪。母亲隔三差五就要把黑不溜秋的铝锅铝壶擦得锃亮。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她都会用碱水把木桌、竹椅擦洗一遍，使其一尘不染。
　　对于我们四姊妹的个人卫生，母亲更是尤为苛刻。蓝布衣裤隔日必换，手绢袜子每天必洗，手脚指甲一周检查一次，早晚必须刷牙，就连脚下布鞋的白边也要求保持洁净。家里的床更是“圣洁之地”。母亲绝不允许任何人在除睡觉之外的时间接触。记忆中，床沿常常搭着一张长长的花毛巾，母亲一旦看见我们挨近，就会“大呼小叫”着制止。
　　在家中，母亲大盆小盆地洗衣物是经常的事，家里每半年要换一次搓衣板。父亲每次外地出差回来，她都要把父亲的穿着从上到下换一遍。后来，家里购买了洗衣机，她也很少使用，一是为了节约电费，二是她有自己的理由，她坚信“机器呀，没有人洗得认真”。
　　每次单位开职工大会，母亲一定带着自家的竹椅，或者带着一张白手绢，用来垫着坐。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坐绿皮火车回老家过年。上车后，她用自带的湿毛巾将座位和小餐桌抹了又抹，才让我们入座。
　　我结婚之后住在沙坪坝建院，每当母亲要过来看孙儿时，妻子都会紧张地忙里忙外，认认真真地搞一次大扫除，并戏谑地说：“我的个天，一个有洁癖的婆婆来了，比钦差大臣还厉害。”
　　多年以前，母亲患了病，我陪她去医院检查。那天，她抽完血，我搀扶着脸色苍白的她在走廊漫步。我们迟缓地走了十几米，她把带血的棉签递给我，又四处张望，有气无力地指了指不远处的垃圾桶，示意我丢进去。
　　母亲为了我们的家，爱清洁，讲卫生。她一生不辞辛苦，一生任劳任怨。三年前，母亲带着她那颗洁净的心，安详地去了没有病痛的天堂。此时，我忽然想起泰戈尔的一句诗：“在某一刹那，我发现你的心灵具有无比的美，它将永远留在我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