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个社会讲究流行，只要什么东西抢人眼球，吸引公众关注度，一切都一拥而上,走上前端舞台或屏幕,连各种神圣的历史、人文类讲座也不例外。

首先一个是大学教授不注重在学院授人以道，而偏好走电视屏幕或行走于社会众多的邀请讲坛，讲历史、讲人文、讲健康、讲民俗，话题涉猎之处天文地理无所不包。有人讲这是社会的进步，让教授的才智发挥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惠及大众，岂非更好！于是乎这几年风起云涌，连影视明星也开起了人生讲座。这一点和时下任何公民都可以写书、写小说一样，不管内容如何，思想境界、文字表达优美与否，一股脑儿均可充斥大大小小的书店书摊。

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我曾经听一个文学讲座，是沙龙的形式，没有开着暖气空调的大厅演播室，没有漂亮的舞台布景，也没有事前安排好的听众，大家都是冲着对“文学“的崇敬和爱好，聚集在一起。当时讲座就在校园里面的大教室，讲课的老师没有话筒，但他响亮的声音让几百听众入耳入心。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大家都可以提问，甚至争辩，非常热烈的一个场面。那是一个冬天的讲座，教室的玻璃窗户是破的，但大家的心是这么的热乎乎，情之真挚，至今难忘。

而现今的“标准”讲座，听众常常是要细心发动的，组织者必须提前布置，再三安排打招呼，甚至发文通知必须来听。但即便是这样的三令五申，会场依然坐不满，讲座未到一半，人已经走掉一半。在场坚持听的，也是有的进入梦乡，有的玩手机游戏，有的则规划起散会后到何处就餐的计划。不过，组织者也有了应对之法，为了怕专家教授特别是所谓学者型领导讲课“冷场”，提前调动起社区群众或者大学生来“排排坐”， 社区群众一般都是退休的老年人，什么都愿意听；大学生则是听老师、学校的，学校一号召，上百人都来了。这样的会，会场人多，气氛热烈，专家高兴。（其实专家教授是蒙在鼓里，还以为自己受欢迎程度如何如何！）有时候也很难堪，专家一提问，一互动，这些邀请来的社区群众和大学生就回答不上，互动不起，让专家教授下不了台。据说现在也克服了这个问题，组织方提前预热，先把专家教授的背景和他喜欢的方向，打印成文章，让来之前的人提前“背书”了。

然而，并非哗众取宠的讲座也是存在的，每逢着这样的优质讲座，我听着就会感触很深。可以举个最近的例子。去年年底，原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黄亚洲先生从浙江来重庆，参加“第四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活动。此活动有不小的影响，不仅国内著名诗人叶延滨、傅天琳、张新泉、吕进、北塔都来了，还有国外的诗歌名家。当《北碚报》邀请他抽活动空余时间，为北碚文学爱好者和副刊读者讲一堂文学创作课的时候，他欣然应允。其中一个细节让我感动。因为他的整个活动都由这次国际盛会安排，日程满满的，但一听说是为文学爱好者讲述《雷锋精神和文学创作》，他就想尽办法挤时间，排来排去，决定在最后一天乘返航飞机之前，挤出两个小时来讲课。亚洲老师说：没有办法了，只有这个时间了。

归程那天，从重庆巫山县“第四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会场连续6小时车程赶回重庆，已是下午两点半，报社请他先吃中饭再讲，他说：“别管形式，我车上吃过干粮了，只要管住工作讲好课就好，给你们读者服好务就好。”我后来打听到他中午时分只吃了块面包和矿泉水，两点半准时在北碚图书馆开讲，两小时后讲完课，晚饭也没吃，立即赶往机场，晚餐是七点钟在飞机上吃的盒饭。

而讲课现场，一百多人，人虽不多，但许多是自发前来的。《雷锋精神和文学创作》令整个会场饱含人性的温暖，极少有人中途退场，也极少有人接打手机，更无人瞌睡，结束时掌声不断。讲课结束，亚洲老师当即对几位六七十岁的老年文学爱好者表示歉意，说因为机票原因，没有好好和他们交流。我们报社的一个年轻编辑更是因为有事情，非常遗憾没听到讲座，后来得知这个情况，亚洲老师特意表示，一定寄一本自己的新书给这位年轻编辑。

我后来想，真正的名家应该如斯，做一个有真正内容的真正讲座，这才会得到大众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爱戴。看看各类讲坛上，有时候我真是有些伤心，看个别的所谓大师，皱着眉头，留着胡子，托着腮帮子，好像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不，这些表面的东西应该不是真正的艺术。我坚持认为，真正的名家最懂得关心身边的人，最关注日常生活，最像雷锋那样关注这个社会所有的凡人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