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半百，腊月在记忆中象一张多次曝光的底片，景象大多交相叠印，然而，有一个腊月却始终清晰如昨。

1972年，不到17岁的我与要好的女伴一起，踏进了“上山下乡”的洪流。腊月二十从北碚人委广场（今天的新重百站，那时没有花园）出发，在带棚的解放牌货车里颠簸了两天，暮夜时分，我们来到了当时的达县地区巴中县兴文公社一个叫任家湾的生产队。

生产队为我们盖的房子没修好，于是暂住在队长家。见我们到了，队长忙吩咐堂客做夜饭。他堂客是个高脚亮杆的女人，只见她一手抱着婴儿，一手麻利地添柴拨火。她身穿一件黑色满襟式棉袄，衣襟袖口上粘满垢迹，上面两颗扣子没扣，里面好象也没穿内衣，当她取拿物品时，不时会露出胸口的一抹白。孩子一哭，她就从怀中掏出大甩甩的奶子塞进婴儿嘴里，哭声便嘎然而止。队长是个三十几岁的汉子，一个好身板，方脸盘、一双细长长的眼睛笑咪咪的，大嘴咧开，一脸憨厚。队长已经有两个女儿，他堂客刚生个儿子才满月，有了儿子，日子再苦也有了盼头，夫妻俩欢喜得不得了。儿子生下五天，队长就响应号召作了绝育手术。

饭做好了，我们碗里是饭掺红薯，闻着很香甜，队长一家人的碗里却是黑呼呼的东西，几粒饭象星星般地在其间闪烁。队长说那是酸菜，一年里头有大半年都这样吃。我要了一点尝，酸涩涩粗拉拉的。菜是一盘泡咸菜、一盘炒青菜、一小盘豆豉，队长堂客把豆豉尽量推到我们面前，殷勤劝道：吃吧，吃吧，豆豉下饭刮（很）好吃哩！那个五岁的大女儿才把筷子伸向豆豉盘，就被母亲狠狠剜了一眼，筷子立马缩回去了。我拈了几粒放进嘴里，天哪，那股作呕之气直令胃肠乱翻。但我没敢吐，稳稳神用力咽了下去。后来才知道那豆豉是用红薯干、毛胡豆等杂物做的，而且制作过程非常粗糙。

队里的人家轮着请我们吃饭。都那么纯朴厚道，但都那么穷。寒冬腊月，田里结满了冰，孩子们却只穿了一条单裤，赤脚，手脚冻得象红箩卜。每家都有一、两个直径一米以上的酸菜缸，收获的青菜用开水焯了以后浸在缸里酸化保存，以菜代粮。当地人娶媳妇，媒人带姑娘上门相亲时，都要察看粮食柜子和酸菜缸的数量。因此，酸菜缸与粮缸那时具有同等的意义。

还有四五天就过年了。那夜北风呼啸，奇冷。半夜里，队长屋里传出哭声，忙起床。只见那婴儿小脸通红，手足抽搐。队长煞白着脸转身冲出屋，爬到崖嘴上去喊赤脚医生。医生住在山那边的湾湾里，要走近两个小时的山路。“×医生哎，喔……呵……”，一声声“喔……呵……”，惊醒了方圆几里人家的清梦。北风呼呼地刮，队长的声音显得那么的微弱，到后来，竟象是一头疲惫的老狼在嘶嚎。屋里婴儿的哭声渐渐小了，医生到时，孩子已经断气了。

队长堂客抱着孩子哭了一天一夜，队长的叶子烟也抽了一天一夜。

那些个夜晚，我们睡在队长家那下铺谷草的黄篾席上，任风从墙缝灌进来，吹得煤油灯悠忽直闪，床下的老鼠叽叽吱吱的叫，想着父母家乡，想着未来的日子，泪水流满脸颊。

在那个腊月，我们翻开了人生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