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芳
　　“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这是毛泽东对张之洞的评价。张之洞，字孝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1863年，他探花及第，成为清流领袖。令人称奇的是，在以后4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他竟然平步青云，一生都在升官，最终成为慈禧临终的托孤重臣。他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影响深远，在近代实业、教育、军队、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张之洞的非凡生涯中，他之所以能够赢得迅捷的发展，获得史家的赞誉，不仅因为与他政绩卓著，倡导新学，兴办洋务有关，更因他不为世风所左右，旗帜鲜明地倡廉反贪，以廉洁自律的官德，成为清清白白为官的表率；以清正廉洁的官风，达到堂堂正正做人的目的。张之洞的这种清廉官德，对我们当下的为政为官者，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做人要讲人品，为官要讲官德。所谓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官廉则政举，官贪则政亡。在位的政府官吏如果为人不廉洁，便是失德缺德，会遭人唾弃；如果为官不廉洁，便是失德失责，便会心生腐败，会给老百姓和国家带来损害。张之洞曾说：“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公私分明，公而忘私，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极被推崇的美德之一。张之洞以“公利”相诩，使他的廉洁思想有了更鲜明的特点。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便将几个儿子叫到床前，告诫他们“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据说他死后，家中“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就是他的丧葬费，家中也拿不出，多数是亲友和门生资助的。《清史稿》上对张之洞记载道，“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大清畿辅先哲传》也记载，张之洞死后“家无一钱，惟图书数万卷”。堂堂军机大臣、封疆大吏，死后却身无余财，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并不是张之洞没机会聚敛财富。张之洞一生经手筹建官办新式企业无数：在广东，就有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调任湖广总督后，他以武汉为中心，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等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并开办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在此过程中，他要和多少机构、多少人商议、洽谈关于贷款还款、聘请人员、落实分配等事项，位高权重的张之洞只要稍有私心，就会捞个盆满钵满。但他不是这样，而是把住贪念、欲望的闸门，守住做人的底线，恪守清廉的为官之道。在他60岁生日那天，他关上门在两广总督衙门中过，有商人预先知道，“滕爆竹三万”前往祝贺，谁知他大门紧闭，谢绝纳客，商人只好将鞭炮带回自家燃放，被传为笑谈。曾在汉口传教的英国人杨格非曾写下：“张之洞在中国官吏中是一个少有的人才。他不爱财，在这个帝国中他本可以是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个穷人。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上。”
　　张之洞的廉洁操守，可谓始终如一。他所到各省，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遗礼物。加上他平生性情好施予而不喜奢侈，请客宴会，送礼赏赐，都是用自己的俸禄，所以常常手头拮据，年关拿东西去当铺以解燃眉之急是常有的事。当时，湖广一带流传着一个歇后语：“张之洞当皮箱过年——习以为常。”武昌一些大当铺见是总督衙门拿来的皮箱，信誉有保障，也不开箱看里面是什么东西，每只箱子都给200两银子。开春后手头宽松了，张之洞必会派人用银两赎回箱子。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张之洞在自我评价时说：“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其中所蕴含的不争思想无不体现了其清正廉洁、淡泊名利的精神和操守。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作为人民的公仆，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更应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像张之洞那样，注重培养清正廉洁的品格，确立崇高信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于律己，从而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一心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