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在北碚工作、生活过的大批文人名人中，我注意到一个名字：罗庸。罗庸先生的生平事迹很少，即使上网，寻到的也不多，他的学生称他“身后寂寞”。尤其是他在北碚勉仁文学院教学的经历，也异常简略。我曾在研究梁漱溟先生的文集中，见到勉仁弟子回忆他的片断，即使如此，也把他当大学者尊崇。

几年前，我编《北碚文化》时，曾整合过罗庸先生传记，传之不详，限于史料，殊为遗憾。现上网查到罗庸先生的资料，按个人眼光，作了删节，缀补。

罗庸（1900~1950），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字膺中，号习坎，笔名有耘人、佗陵、修梅等，原籍江苏江都，是清初扬州八怪之一“两峰山人”罗聘的后人，生于北京。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1919年改称国文系）学习，读至研究生。1924年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同事，同时兼任北大讲师，女师大、北师大教授。1927年应邀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学。同年秋，应鲁迅之邀，任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任浙江大学教授，1932年起，回北京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罗庸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同时也在云大任导师。1939年秋，任北大（已并入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导师，后兼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1946年秋任昆明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49年赴重庆，在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任教。1950年病逝于重庆北碚。著有《中国文学史导论》、《陶诗编年》、《陈子昂年谱》、《魏晋思想史稿》等，另编有《汉魏六朝诗选》。

罗庸先生一生潜心佛学，造诣精深。1926年，聆听太虚大师演讲“佛学概论”，还编订了太虚大师的演讲录《四十二章经讲录》。

罗庸先生儒学功底也非常深厚，讲《论语》和《孟子》深受学生欢迎。所著《习坎庸言》和《鸭池十讲》均是自己潜心研究儒学的思想总结。《鸭池十讲》是他的演讲录，收其在昆明期间的演讲稿十余篇，谈儒，谈诗，谈士，娓娓道来，实有真精神。

在文学史研究方面，从1932年至1950年，他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中国文学史。他在《中国文学史导论》中，提出从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国文学史，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预见文学发展的未来，并论述了中国文学史的“宗趣论”、“方法论”、“史料论”等，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系统理论。先生曾对唐代传奇文、俗讲及其它俗文学、曲子词等三种新文体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唐宋诗词研究方面，罗庸先生是研究杜诗的专家。著有《少陵诗论》及《读杜举隅》等理论文章，见解独到。他自己也擅长诗词骈文，最广为人知的是曾填写了一阕《满江红》，作为西南联大校歌。

罗庸先生执教二十余载，其讲课风格深受学生喜爱。他声音洪亮，常讲得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当年西南联大最叫座的课就是闻一多先生和罗先生的课。

我对旅碚大学者，最关心之处是他们留在北碚的足迹。

1941年，梁漱溟先生在北碚金刚碑建勉仁中学、勉仁书院。1946年8月，梁漱溟在勉仁书院的基础上，建立勉仁国学专科学校，1948年8月改为勉仁文学院。校址建在北泉至三花石之间的松林坡。这里是缙云山麓，背倚青山，面对绿水，风景幽美。

罗庸先生为何到勉仁？我想有三个原因。一是卢作孚先生把北碚经营得好，又重视教育。二是罗庸和梁漱溟关系很好，他与梁先生有师生之谊，朋友之情；此外，吴宓先生也于1949年在勉仁文学院任教，罗庸先生来勉仁，大概也和吴宓有关。三是他性耽佛学，与太虚法师交缘很深，梁漱溟也是著名的佛学家。

罗庸先生1950年在北碚逝世。有文字资料简略记载，墓在松林坡。我一直想去寻找，却因为地点无法确定而迟迟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