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是呱呱坠地于北碚小城之巅——北碚公园（初定名北碚火焰山公园，后改为北碚平民公园，1950年更为现名）的后门旁，尽管读幼稚园和小学时，我和两个哥哥每日上下学都要翻越整个公园以俯览远近的美丽街景，但我当时最感兴趣的，却还是咱家出门抬头可见、我和邻居小朋友常到其对面的“九道拐”跳房子、藏猫猫的清凉亭：约两百平方米的双层亭阁，竟建在火焰山临江的悬崖峭壁上，地势异常险要，亭阁前后绿树成荫、花香沁脾；该亭阁朱漆圆柱、彩画斑斓、琉璃翠瓦、雕窗飞檐，在北碚市街诸多别具一格的中西合璧的建筑中，也甚为吸睛。
　　上世纪三十年代因船运的繁荣而从成都迁居北碚的母亲见我对其情有独钟，便以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悉心为我解读了清凉亭的那一份“清”和“凉”——
　　1934年正月，卢作孚的母亲六十大寿，亲朋好友和北碚各界人士，出于对卢作孚拥有千万资产却不留遗产、不买房，将北碚从一个偏僻的小乡场变成“花园小城”的感佩之情，纷纷借此机会馈送贺寿礼金。“心地无私天地宽”的卢作孚辞谢不收，将其全部捐献给自己亲手创建的北碚公园，用这份3500块银元的寿礼，在“九道拐”前面修建了这座典雅别致的亭阁，以供百姓和游人休憩、观赏。
　　为让我这个初识文字的小不点读懂清凉亭的“清”和“凉”，某日得暇，母亲专程带我到清凉亭参观并为我讲解：“为尊重馈赠者的善意，清凉亭初名‘慈寿阁’，后来，卢先生觉得‘慈寿阁’的名字较为狭隘，不符合他‘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的初衷，于是便将其改名为‘清凉亭’，并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清凉亭’牌匾……抗战时移居北碚的诗人傅琴心还特地为清凉亭赋诗一首：‘千峰万壑郁葱茏，出峡春波宛似龙；更倩红楼凉一角，江山顿觉太玲珑’！”
　　“我不会写诗，但从卢先生‘忘我忘家，绝对无私’（晏阳初对卢作孚的评价）的一生看来，这个‘清’，就是‘清正廉洁’，这个‘凉’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望着那块挂了多年的牌匾，母亲感叹道。
　　从母亲的解读中，我还惊讶地得知，当时正在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任职的舅舅（母亲唯一的兄长）也曾托家人凑了三个银元的“份子钱”。为此，舅舅在日记中留下“印迹”：“凭着我对卢先生的了解，我知道他不会收受这份薄礼，大概率将用于北碚的乡村建设。于我来说，这点钱虽少，但却是一种感恩和学习——感恩他在我父亲去世后，使前来投奔我的寡母和妹妹能安居这花园小城；学习他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也算是为我的第二故乡北碚作一份小之又小的贡献！”因卢作孚先生“清”和“凉”的言传身教，宜昌大撤退时，已调任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总务主任的舅舅，本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精神，在卢作孚的指挥下，与同事们竭尽全力投入到这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许是积劳成疾吧，从宜昌撤回重庆不久，舅舅便骤然病逝……
　　“清凉亭内得清凉，清凉亭外沐清风。”
　　卢作孚这份爱国无私的“清”和“凉”，不仅使他的职员像他一样“梦寐勿忘国家大难”，同时也使北碚的平民百姓在国难当头时勇于担当——1939年2月，受卢作孚邀请来到“花园小城”北碚并住进清凉亭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此挂上“晓庄研究所”和“育才学校筹备处”的牌子办公。寓居期间，陶行知常与董必武、林伯渠、梁漱溟等知名人士在亭中畅谈时事、交换心得。为此，他在亭中写了一系列“晓庄研究报告”，其扛鼎之作便是“兵役宣传之研究”……在陶行知的倡导下，北碚发起了志愿兵运动，先后有3000多名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有幸采访了一位参加过宜昌保卫战、“从血堆堆里爬出来”的抗战老兵，当我问他“战火纷飞，怎舍得离开这静谧温馨的‘小陪都’”时，“没有国哪有家？哪有这美丽宜居的‘花园小城’？”他的回答斩钉截铁，“即便鬼子的机关枪打伤了我的左臂，我都始终记得卢先生在清凉亭下的清风里（当年，北碚的新兵都是从清凉亭下的民众体育场出发奔赴抗日前线）为我们这些新兵写下的‘位卑未敢忘忧国’……”
　　欲“点睛”这篇小文，我和我那从卢作孚创办的兼善中学毕业，走出“花园小城”走向美好远方的儿子，近日特意回到红楼（现北碚区美术馆）和清凉亭。推开二楼的窗户，俯看楼下梧荫依旧的“花园小城”，远眺楼外波光依旧的嘉陵江，历史仿佛是一阵透窗而入的风，顿时涨满了我们的胸襟——这挺立在“花园小城”之颠的亭台楼阁，给予我们的岂止是一处可以阅读的“名胜”，更重要的是，它给予北碚人的一种精神，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氛围，使我们至今享用不尽。于是，便从自己的诗页《一个人和一种树》里抽出几句“栽”在这里，作为不是结尾的结尾：“……一个人和一种树/可以互换为一份悬铃木精神/当举着绿色的酒杯痛饮阳光/谁能说杯中的岁月不是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