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万启福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我风华正茂，书生意气，在西南师范学院（现在的西南大学）求学。在那个文化复苏繁荣的年代里，我一边读书学习，一边跟着学院“五月诗社”里的一批先锋诗人后面一起吆喝、一起呐喊，一不小心，自己也成了一名校园诗人。
　　有一天下午，我去北碚云泉路买狼毫毛笔和墨汁，在一爿文化用具的小店里，见到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清瘦冷峻、嘴角留着黑胡须的中年男人。他捧着茶盅，双肘搁在玻璃柜台上，像一只安静的猫。
　　他就是小店老板万启福。那次，当万启福得知我是中文系的学生时，就主动地、热情地给我服务，与我交谈。临别之际，他还送给我几枚雨花石。后来，我们彼此熟悉之后，我喊他“老万”。
　　这样一来二往，我和老万成为忘年之交，更准确地说是成为兴趣相投的文朋诗友。
　　记得在一九八七年，我毕业前夕，去老万家作客。他家住在云泉路的半山坡上，一室一厅。室内狭窄，设施简陋，厅内堆放多半是书和他经营的文化用品。那次，老万请我喝酒，他家的书桌上摆了三荤两素，酒杯已无立锥之地，只好各自端着。我们边喝酒边聊天，他谈徐志摩、郭沫若、茅盾等等；我说舒婷、顾城、欧阳江河等等。其实，在我与老万的接触交往中，我发现他不善言谈，习性沉默寡语，只有涉及文学话题之时才兴趣盎然，笑容满面，侃侃而谈。
　　我毕业之后几乎与老万没有往来，只是常常在报纸副刊上读到他发表的文章。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弹指一瞬间几十年就消逝了。
　　前不久，我听说老万新出版了长篇小说《野猫岩》，就登门造访。那天，春风骀荡，景色宜人。当我见到他时，他颇感意外与惊喜。我们阔别多年，彼此之间除了额头增添皱纹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我坐在老万家的小院内抽烟喝茶，在一番久别重逢的感叹之后，自然聊到文学写作。这天阳光很好，小院内种植的桃树、枇杷树生机勃勃，其叶牂牂。
　　如果把文学圈比喻为江湖，那么，我认为老万也算一名不折不扣的高手。近几年，他已出版《玩家》《义字五哥》等长篇小说。对于写作的功成名就，老万的心态是淡然的、超然的，毫无市侩之气、媚俗之眼。他总是赧然一笑地说，写作乃爱好而已，满足自己的一种情怀。因此，以鄙人之见，他的写作无门无派，自发功力，自成套路，自得其乐。似乎写作对他来说，大可强身健体，小可养性怡情。这就是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所说：“文学之抒情的素性，使吾人得以把文学当作人类灵性的反照……”
　　在此，我想到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人是一个奥秘，我要解开这个谜。”1866年，他的代表作《罪与罚》出版，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如今，我读老万的长篇小说《野猫岩》，他似乎也在解开一个谜，这就是他曾生活的那个“文革年代”的物质与精神困惑的、困苦的、困难的谜。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写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变迁，就诞生具体的作品。他又进一步说，什么是具体的人呢？深刻地理解人类思想的对话性。在文学创作中没有单独描绘“思想的形象”，也没有单独描绘“人的形象”，而是描绘“人的形象”和有充分价值的“思想的形象”的结合体，以达到走向成熟的“思想的人”。因此，当人成为思想的载体，又能充分地表达思想，才是一件完美的文学作品。
　　老万的长篇小说《野猫岩》吻合了这一点。
　　最难能可贵的是，老万的写作态度：不图名，不功利，一切皆清静无为，一切皆自然淡泊。明代画家文征明曾说：“人品不高者画品便见卑下。”绘画如此，写作何尝不是如此？做人做事又何尝不是如此？
　　而今，老万已步入耄耋之年，更多的时候，他坐在自己的小院里，右手夹着烟，左手端着搪瓷盅泡的茉莉花茶，独自静思默想，宁静致远，如一只安安静静的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