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绍英（资料图）

　　《红岩》小说中，有一位女革命者，她在被抓进渣滓洞监狱后不久便生下了一名女婴，难友们亲切地称该名女婴为“监狱之花”。同一牢房的江竹筠为孩子缝制小衣物，安排难友们轮流给孩子洗尿布、椿米浆。其他牢房的同志也送来各种小礼物。放风时，难友们都开心地亲吻她。史实中，还真有其事，“监狱之花”的母亲就是在北碚入党的左绍英。
　　左绍英于1919年出生于合川县（现合川区）滩子口乡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她12岁就给地主当丫头，每天上山打柴、下地干活，还得侍候地主全家，终日劳累，不得温饱，艰难地度过了童年。1938年，经人介绍，左绍英进入北碚澄江镇纺织机织布训练班学习。一起参加学习的还有中共北碚中心县委派来的共产党员马中键。学习结束后，中心县委决定在北碚黄桷镇（现东阳街道黄桷片区一带）集资创办棉纺织生产合作社，以培养一批工人骨干，为隐蔽共产党员创造条件，也解决党的活动经费问题。马中键、左绍英负责具体筹建工作。1939年2月，经马中键介绍，左绍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3月，由北碚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的黄桷棉纺织生产合作社正式开业，左绍英被推选为合作社理事委员。社内还建立了党支部，马中健任支部书记，左绍英任组织委员，负责生产和政治思想工作。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工资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女工集体住在一间房里，男工只能在车间搭铺睡觉，洗脸、洗衣则要到嘉陵江边去。这个合作社最初只是一个仅有20多人的小企业，但这是地下党组织自己办的企业，大家团结一致，再苦再累也没有怨言。虽然合作社历经多次搬迁，但很快就发展到50多人。
　　左绍英在社内一直参加生产，为新职工传授纺织技术，并兼任库房管理员工作。她还组织大家学唱抗日歌曲，到街头和农村搞抗日宣传，很快便赢得职工们的尊敬和爱戴，被称为“我们的好大姐”。
　　川东区党委书记廖志高很重视这个企业，曾派夫人陈红藻（陈奇雪）到合作社协助工作。这个企业隐蔽过许多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如罗浩、林枫、余汉邦等，也有许多进步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的道路，后来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如段定陶、姜顺莲等。
　　1941年，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北碚的国民党特务四处横行，他们来合作社抓捕共产党员，要建立国民党组织。针对这一情况，中共北碚中心县委决定立即撤销合作社，所有人员马上撤离。左绍英与一些同志转移到沙坪坝裕丰纱厂工作。1942年，左绍英与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王璞结婚，成为市委联络员。期间，她和王璞三次到北碚，帮助马中键、熊伯涛、蒋可然等同志接上了组织关系，安排工作，解决生活困难，还不时冒着危险通知暴露的同志转移。
　　1947年10月，王璞到上海汇报工作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精神，决定将重庆市委改组为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川东临委），王璞、涂孝文分任正副书记。5位临委成员中，除刘国定留在重庆任市委书记外，其余4位成员分赴华蓥山地区和长江三峡地区，分别建立上川东、下川东两个地工委，在两地发动农民武装起义，策应全国各解放区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左绍英时任临委交通员，负责上川东10个县党组织的联络，准备华蓥山地区各县的武装起义。她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寄养在四川省广安市的一位同志家里，每天往来于10个县，并协助王璞将重庆市的大批党员调往起义前线。
　　1948年4月，因叛徒出卖，整个起义计划暴露。敌人在获悉左绍英的特殊身份后，将其列为重点抓捕对象。这时，左绍英正怀孕临产，回老家合川暂避。乡亲们闻知特务要来抓捕左绍英时，立即用滑杆抬着左绍英进行转移，不幸被特务追上，左绍英被囚禁在渣滓洞监狱。左绍英在监狱生下了孩子。面对敌人的百般折磨，左绍英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坚强不屈的精神。
　　1949年11月27日，敌特对关押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左绍英和难友们为保护孩子，勇敢地冲向牢门，用身体挡住机关枪的扫射。在血泊中，敌人还是发现了啼哭的“监狱之花”，又灭绝人性地向她开了枪，小小的生命也惨遭毒手。
　　左绍英牺牲时，年仅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