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份工作，需要你长年累月在野外风吹日晒、跋山涉水、钻洞下河，斗毒蛇、爬悬崖……你能坚持多久？
　　你一定会问，这是什么工作，怎么会这么苦？
　　这份工作，叫岩溶研究。在西南大学，有一位教授已经坚持了60多年——他就是今年85岁的中科院院士、我国岩溶学领域的先行者，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袁道先。
　　科研生涯中，袁道先身背岩溶地质工作者的“三件套”（铁锤、罗盘、放大镜），走遍了全球45个有岩溶现象的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连续主持多个岩溶学领域的国际项目，令我国岩溶学走在世界学术前沿，也推动了全球的岩溶研究。
　　并且，袁道先压根不觉得辛苦。当和重庆日报记者谈到岩溶研究，他眉飞色舞，话语间带着笑意，一口气说了近两个小时，期间甚至没停下来喝一次水。
　　是什么让袁道先对旁人眼里的苦差事甘之如饴？在与重庆日报记者的对话中，他说，好奇心是他科研道路上最大的驱动力；而重庆，则是他的科研好奇心最先萌发的地方。

对科学的好奇在重庆青木关萌发
谈科研动力：有好奇心就有科研的力量

　　重庆日报记者：您现在是重庆的一名教授，但我们了解到，其实您也曾是重庆的一名学生——1944年，您跟随家人迁至重庆，并于1944至1946年间就读于沙坪坝区青木关镇中央大学附中。请问这段时期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您有哪些难忘的回忆？
　　袁道先：那是我的中学时期，也是我初次萌发对科学研究的好奇心的时期，非常难忘！
　　当时正逢抗战，我就读的中央大学附中有许多师生经历流离之苦，我也有切身体会。因此，全校上下师生一心，想的就是如何学好知识，奋发救亡。
　　中央大学附中集中了大批从英美等国“海归”的名师，老师们全心全意地将他们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知识传授给我们。并且为了激发我们的学习兴趣，他们经常讲科学大家的故事。
　　例如，我们的生物老师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达尔文十几岁的时候醉心于研究昆虫，到野外捕虫，双手各抓了一只虫，准备带回去研究。这时突然迎面又飞来一只没见过的虫，怎么办？达尔文毫不犹豫，张开嘴含住了虫子。
　　这故事对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我震撼很大：达尔文怎么能这么勇敢，他不害怕虫子有毒吗？生物老师解释说，达尔文对于昆虫的好奇远远超过了恐惧，所以他不害怕。
　　这就是好奇心的力量啊！在我自己60多年的研究生涯中，因为始终有对岩溶现象的好奇，所以我不觉得辛苦，也不觉得枯燥。有好奇心，就有破解问题的动力，也就有科研的动力。
　　除了对科研的好奇心，中学教育还为我的科研工作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基础。老师们有留学经历，英语水平很高。为让我们学好英语，他们特意举办英语课文背诵比赛，我背诵《卖火柴的小女孩》，拿了全校第二名，也是我中学时代拿的大奖之一。
　　由此，我对英语的兴趣一发不可收。后来能够到国外做岩溶研究，实在要感谢中学时期老师们悉心教授的英语知识。
　　当时，物质条件非常匮乏，我们没有礼堂，就站在操场上背诵；老师搬出几张课桌当评委席，也坐在操场上评分。如今，这片操场已经是青木关群众耕种的田地了。
　　重庆日报记者：您中学毕业后还去过青木关的学校旧址吗？
　　袁道先：当然，我对那里很熟！我们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有一个野外试验基地就在青木关姜家龙潭村。你看，这“龙潭”，是地下河的意思，地名就显示了这里有岩溶现象。
　　如今想来，1946年我从青木关的中央大学附中走出去，2000年到西南大学任教后又在青木关建试验基地，确实是与这里有缘。
　　现在，我们的试验基地离当年中央大学附中的初中部校舍仅有100多米远。过去几乎每年我都要去一次，观察基地的运行情况。那里距西南大学只需半小时左右车程，路线我都记得住。
　　站在基地，我总会回想起许多中学时代的美好记忆；而当地群众对基地工作的支持，也让我觉得从抗战时期至今，重庆人总是那么热心、直率、助人为乐。

成昆铁路有座建在大石头中的隧道
　　谈科研成就感：要始终坚持“将论文写在大地上”
　　重庆日报记者：您的科研生涯起于好奇心，如今已超过了半个世纪，请问您在科研生涯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下转2版）

人物名片
　　袁道先，男，1933年生，浙江诸暨人，国际著名地质学家、水文地质学家、岩溶学家，1991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现任联合国国际岩溶研究中心（IKRC）学术委员会主任，岩溶环境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南大学科协副主席，西南大学第三届学术委员会顾问，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感言：
　　好奇心是科研工作最大的驱动力。如果只把科研工作当作苦差事，是坚持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