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碚，曾是嘉陵江畔的一处弹丸之地。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带给这座小场镇鲜活的生气，让它一度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也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与唏嘘。

和别的城市不一样的是，北碚的街道名就如同一个个密码，尤其是民国初年至解放之前，北碚城区的街道几易其名，每个名字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时代谱写的悲壮旋律……

小城的嬗变与新生

北碚城区最早仅有300来户居民，人口加起来也不过2000多人。人们居住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岗上与坝下两部分，岗上即从马鞍山山顶（现在的电视发射塔处）顺山而下，到达会龙溪畔（现在的解放路口）；坝下即建在会龙溪右侧、嘉陵江畔一片凸地上的几条狭窄街道，这就是后来的北碚老街。如今的北京路是当时仅有的主要街道。

早些时候，北碚老街的名字都带着“所见即所得”般的随性，比如靠近关帝庙、王爷庙的街道就叫关庙街、王爷庙街；比如街旁有株南木树和一口水井，居民们就管它叫南木井街；最糟心的莫过于街角设有九口大尿缸子的街道，人们索性就称其为九口缸街。

街名的不讲究或多或少也反映了一个地方的精神面貌，至少在卢作孚看来是这样的。当他在1927年出任江巴璧合峡防团务局局长一职时，他所见的北碚就是“非常污秽残破混乱的局面”，民众们也无精打采。

一条主要的街道狭窄不堪，街中心一条臭水阳沟蜿蜒辗转，过街凉亭和民居屋檐形成一道道屏障，阻隔了阳光，阳沟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气味，让这位初来乍到的局长不由得皱紧眉头。

1927年秋，北碚的街头巷尾突然爆出一条新闻：新来的卢局长带着百多个学生，跳进街心的臭水沟清淤泥了。正如新闻所言，卢作孚冒着雨在臭水沟里劳作着，手里的动作一点不慢。围拢过来看闹热的人多起来，有的人也被这气氛感染，主动跳进沟里帮忙清污。不多时，久未疏泄的臭水沟重见天日，若干年未经清扫的街道焕然一新。

到1928年，峡防局又召集居民开会，商讨修整街道。在多数人的支持下，峡防局开始逐步拆除街心凉亭，街心阳沟填平改为阴沟，拆除当街的宫庙、大尿缸，在如今的体育场一带修了北碚第一个大公厕。

与此同时，曾经那些毫无文采甚至粗俗的街名也被更改为符合城市新貌的名字，譬如北新街改为缙云路，正街改为文华路，南木井路改为金刚路，新码头下街改为人和路，岔门路改为华蓥路，关庙街改为金佛路，肉市街改为均合路……

消失的“九宫十八庙”

几乎所有的古城古镇都有所谓的“九宫十八庙”。当然，“九”和“十八”只是虚数，形容庙宇很多的意思。在旧时的北碚，也有“九宫十八庙”的说法，可见当时的北碚庙宇极多。而遗留在老人们记忆中的，就只有“三宫八庙”了。

三宫，即文昌宫、天后宫（俗称天上宫）和万寿宫（又称肖公庙、江西会馆）；八庙，则是指关帝庙、禹王庙、东岳庙、王爷庙、地主庙、落音庙、何家庙、观音庙。

在当时的小小城区里，竟然就有这么多宫庙，且大多是建在沿街比较醒目的地方，香火也算旺盛。火焰山的东岳庙香火最盛，虽说是“庙”，庙门口却塑着“无常二爷”像，庙里的不是和尚而是道士。每到举办“无常大会”时，远近老少都来烧香参拜，声势浩大。

对卢作孚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要建设一个现代化城镇，关键不在于修整了多少街道新建了什么建筑，而是让民众在精神上有新的寄托。

于是卢作孚发出布告反对封建迷信活动。顶着信徒们的非议，峡防局迅速拆除了其中一些宫庙，打掉了东岳庙的“无常碑”，原有的“三宫八庙”陆续有了新的用途。

比如天后宫被改作峡区地方医院，北碚第一个街心花园就建在天后宫前的空地上；东岳庙里的偶像一夜之间被尽数去除后，迅速被布置为陈列了众多动植物标本和矿石标本的博物馆；文昌宫更是成为卢氏兄弟开发小三峡、兴建北碚的指挥部所在地。

另外那些尚存的神佛又去向何处了呢？原来，卢作孚把它们集中起来，建造了一座“总神庙”，一时间，北碚所有的菩萨、罗汉，乃至天后宫的玉皇大帝都被“请”了进去。这座“诸神之庙”，直到北碚解放前都一直存在着。

如今，“九宫十八庙”都已过去，唯一存留的文昌宫几经辗转，现已被改建为免费开放的卢作孚纪念馆，人们置身其中，仿佛能看到卢氏兄弟在此工作的情形。东岳庙所在的火焰山被卢作孚建设成为景色秀丽的平民公园，后人们在山顶修建作孚园，园内安放着卢作孚雕像，其骨灰也被迁葬于此，他便以这种方式长留北碚，宛如一道丰碑。

沦陷的东三省，泣血的北碚

以城市名称作为街道名，这似乎并不是很稀罕的事，但没有哪个小城和北碚一样，每条街道的更名是与一个城市的沦陷有关。

卢作孚是最先提出这一设想并付诸实施的。

“九·一八”事变后，北碚民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极为愤恨。不到半年光景，东三省尽数沦陷，举国哗然。北碚当局立马决定，把原来的清合路改为辽宁路，西山路改为吉林路，歇马路改为黑龙江路，白云路改为热河路，学园路改为大连路，以铭记日寇的侵略罪行。

6年后，“七七事变”的消息传来，陷入悲痛的人们把东山路更名为卢沟桥路。

此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北碚划为迁建区。在这小小的弹丸之地，先后涌进了机关、学校、社会事业单位两百多个，各界名流、学者、作家、科学家3000多人。震惊世界的“五三”、“五四”大轰炸过后，大量的灾民扶老携幼，纷纷外出逃难，两三天时间即有上千余人涌进北碚。

就这样，北碚的人口从6万余人骤然增到近10万人。昔日的小城显然不够容纳那么多新居民，由于没有足够的容身之所，实验区署便在街边搭设临时棚房，收容难民同胞，并与乐善好施的街坊邻居们共同埋锅造粥，供应难民们的饮食。

为解决住宿问题，实验区署在毛背沱、龙凤溪一带连夜赶建简易平房300栋，作为难民们的临时居所。还有的居民干脆把难民接到自己家里共同生活。

这样安宁而拥挤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太久，战火到底还是烧到了这座小城。第二年春夏起，日军对北碚进行了连续4次大规模轰炸，先后有近600户民房被炸毁，176名同胞被无辜炸死，244人被炸伤。多处市街、厂房、学校、机关被无情地摧毁，财物损失高达180多万元。在第一次轰炸中，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教授与其他六名师生不幸罹难，成为了复旦人心中永久的伤痛。

日军的狂轰滥炸，令北碚遍体鳞伤，然而北碚并未被打败。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北碚如浴火凤凰，涅槃重生。

19条道路，见证血色历史

旧时的北碚由于没有科学规划，一旦发洪水，城区的沟壑便会内涝泛滥。

早在1934年，卢作孚便发动群众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填沟工程。在1939年，实验区署为了修复日军轰炸的创伤，又一次开展了填沟工程。在丹麦工程师守尔慈的设计下，北碚的街道被科学规划，城区面积也扩到近8万平方米。 城市建好了，新街道又该怎么命名呢？在这一点上，卢子英默契地与兄长卢作孚的想法保持一致——继续用沦陷的城市名来命名。1939年8月24日，卢子英亲自签署行文决定“以各沦陷区的地名，改订旧街路名”，以资不忘国耻，并在《嘉陵江日报》进行公布。

随着战争的发展，一个又一个城市在沦陷。北平沦陷后，文华路即改为北平路；日寇占领天津后，人和路就成了天津路；上海失守，金佛路就被改为上海路；国民政府撤离南京，均合路成了南京路；再后来，和睦路改为广州路，黄山路改为庐山路……

当时，北碚改为沦陷区省、市名称的旧街就有15条。这些道路名称大部分都保留至今，成为了北碚最别致的风景。

除了以城市命名的那些街道，当时的北碚还有7条以人名命名的道路。广为人知的是中山路、林森路和中正路。中山路自不必说，早在1938年国民政府迁渝，建北碚新区时，就以纪念孙中山先生而定名。林森路和中正路则是如今的解放路、朝阳路。

还有4条街道同样以人名为名，但它们大多不为人知，即便是见证了那段历史的老人，也几乎想不起它们曾经所在的位置，那些地名也就仅仅只是存留在人们记忆里的词语而已。

这4条街道都位于如今的天生新村范围，是当时新开辟的4条路，分别被命名为蔡锷路、梁任公路、王铭章路和郝梦麟路。近年来，由于媒体的广泛关注，林语堂、老舍先生等名人居住过的蔡锷路再度回归大众的视野，而另外三条路几乎不为人知，甚至不少年轻人不认识那些名字的主人。

梁任公便是梁启超，1915年，反对复辟的梁启超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运动爆发。把道路改成蔡锷、梁启超二人的名字，便是作纪念之意。王铭章路和郝梦麟路源自两位抗日阵亡将领——王铭章是台儿庄战役阵亡的川军师长，郝梦麟是抗日战争初期牺牲的第一位军长。遗憾的是，这几条街如今已无法考证具体的位置，成了永久的谜团。

解放后至今，北碚老城区的道路格局并未有太大更改，街名虽已有一些被重新改为更具时代特色的新名字，但抗战时期所取的那些街道名大多没有变化。这是北碚特有的记忆，提醒每一个北碚人勿忘那段血色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