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参加一位诗人的作品研讨会，会议是在他的故乡召开，当地领导当个大事来办，市长接见，大学生们专题朗诵会，足够风光。诗人也应得到这份风光，诗人写诗三十年，故乡是他重要的创作母题。他有一句话：没有故乡的诗人是可疑的。这句话不像诗人说的，倒是像派出所的警察口气，然而，我听到这句话，我想，我也许是一个没有故乡的诗人。我的法定故乡是“哈尔滨”，因为我是在那个最北面的城市里出生的，但我不知道我与那个城市任何一点联系，没有亲戚也没有门牌号。我是在一个军医院里出生，然后随军南下离开这个城市。记得前两年哈尔滨的电视台来采访我，做了一个电视专题，题目就叫：爱在他乡的日子。我是一个错把他乡当故乡的游子，我的精神故乡是哪里呢？

我做过一个星期的拿撒勒人。也许这是我一生应该有的一个星期。五年前受邀前往以色列出席一个国际诗会。会议地点是拿撒勒。这个小城对于中国人也许过于遥远而陌生，它几乎没有在热闹了半个世纪的巴以冲突的电视报道中出现过。拿撒勒却是全世界基督徒最熟知的耶稣诞生地。我下榻在“圣加百利”旅店，这个并不豪华的小旅店与圣加百利教堂挤在一个小山顶上，共有一个不大的庭院。加百利是大天使，就是他告诉玛利亚“你将生下一个男孩，他的名字叫耶稣。”拿撒勒的居民不多，小城的阿拉伯人持有以色列护照，他们在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在这块土地上持约旦护照的阿拉伯人）冲突夹缝中生活，平静而低调。诗人那意姆在海法大学教书，这里有他出生的老宅。我去拜访过他的家，两层小楼加上小花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住宅有个地下室，走进地下室，原来是一个古老的洞窟，供有圣像。现在回想起来，我明白这个洞窟的意义：这是我的家，从古到今的家！这种家园意识让人震撼，如同《圣经》一样久远，超越战争与政治！在圣加百利旅店住了一个星期，天天做的还是中国式的梦，没有天使光临。回国途中在飞机上，梦见我在一个大厅里看电影，突然墙裂房塌，从梦惊醒后，我对身旁的诗人田禾讲了这个奇怪的梦。一个星期后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我接到了田禾的电话：“叶老师，你还记得从以色列回来的那个梦吗？”

这事让我对拿撒勒一个星期的经历增加了敬畏和神秘，但毕竟文化差异让我无法像一个基督徒把这个小城认作精神故乡。在我一生中，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北京。我先是在这里读大学，然后在这里当教授编《诗刊》直至退休，二十多年的经历，这个城市给我住房和户口本，也给我足够的机会和成就感。但是，生活得久了，越有一种隔膜，不喜欢这座城市显摆的皇家气派，不喜欢这里处处摆出给人看的方正与规矩……也许只有北京才会产生这个词“北漂”？西安没有“西漂”，南京没有“南漂”。外来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很难融入并自认为是一个北京人呢？这也许是“皇城根”的地气？还是比pm2.5更细微的风气？

我常常误认为是故乡，并且想到它们有一种故乡亲近的地方有三个，西昌、陕北和成都。我随“下放”的母亲到西昌生活，不夸张的讲是母亲的流放地。那时的西昌，一座偏僻蛮荒的边城，在饥荒年代我在那里读完中学，我在那里体会到穷困、饥饿和歧视，同时寂寞的大凉山里也是我一生中读书最多的时光。陕北插队对我的一生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那块黄土塬上，认认真真当过四年农民和军马场的牧工，使我对自己有了信心，靠出苦力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说，不再觉得有什么更可怕的事情了。如果这两个地方给我更多的是“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的记忆，那么成都给我更多是心灵上的烙伤和疼痛，被拉上“阶级斗争”落幕前的舞台，私人信件和日记被剪辑示众，当作运动靶子批判，这些经历成为特殊的精神印记，让人难忘并且受用终生。但这些曾经的疼痛之地，能算作精神故乡吗？

我还没有答案，因此，我知道我还是个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