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卢作孚是我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毕生致力于探索救国强国之路，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对于北碚，卢作孚倾注了大量心血，创办教育、兴办实业、进行乡村建设实验，为北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被誉为“北碚之父”。
　　2023年是卢作孚诞辰130周年，为缅怀纪念卢作孚先生，传承弘扬卢作孚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本报推出“纪念卢作孚诞辰130周年”专栏，围绕卢作孚成长、创业、救国、乡村建设等经历，推出系列文学作品，以飨读者。
　　70年前的1953年，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说过：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有4位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其中有一位是卢作孚（其他3位是张之洞、范旭东、张謇）；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提到了自清末民初以来的5位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时，又提到了卢作孚（其他4位是张謇、陈嘉庚、荣毅仁、王光英）。
　　谁能想到，时隔60多年，毛泽东和习近平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竟不约而同，都赞誉卢作孚是不能忘记的人，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这说明了卢作孚的榜样力量和典范形象并没有因为几十年时光的流逝而削减，而是跨越时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与时俱进地迸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一位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而卢作孚就是这样的一位优秀企业家。

立志创业——维护航运主权
　　1925年，32岁的卢作孚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但他为什么要选择在长江发展航运业呢？这要从他1914年21岁时第一次乘轮船去上海说起。那一年，他在长江上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宽阔的长江上来来往往的大小轮船几乎都悬挂着外国国旗。卢作孚稍为留心数了一下，就有英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瑞典、挪威、芬兰等国的国旗，却很不容易看见中国的国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些外国轮船依仗着曾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长江航运特权，又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一度垄断了长江航运业，俨然成了长江的主人。他们在长江上横冲直撞，肆无忌惮，掀起的巨浪常常把中国的木船冲得东倒西歪，甚至船翻人亡的惨剧也时有发生。
　　卢作孚目睹了这一情景，心里很不平静，也许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萌生了要发展中国自己的航运业，将中国内河航运权从帝国主义手中夺回来，把耀武扬威、横行霸道的外国轮船赶出长江的意愿。长江是中国的，必须由中国人来主沉浮。
　　可以说，发展中国现代航运业，维护民族航运主权，是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的最大动力，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创业宗旨——与国家共命运
　　卢作孚在创建民生公司之初，就把企业发展与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
　　1925年10月，民生公司成立了。当时公司只有七八个人，租住在合川县城一座破败的药王庙狭窄而昏暗的后殿办公，全部家当只有一艘载重仅70吨的小客轮。卢作孚作为民生公司总经理，月薪只有30元，其他的人也只有15元、10元不等。依卢作孚的说法，全公司人员的工资加起来还不抵外轮一个大副的工资。
　　面对如此“寒酸”的境况，卢作孚竟为公司制定了让人振聋发聩的宗旨：“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这个16字宗旨充分体现了民生公司创业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财致富、贪图享受，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为国担责，为民造福。
　　举一个小例子，当民生公司在上海建造的第一艘小客轮“民生”号完工后，卢作孚亲自到宜昌迎接，在路过万县时，被四川军阀、时任万县督办的杨森挽留，执意要卢作孚留下来出任万县佐办。在不少人眼里，这是一个有职有权，有名有利，令人垂涎欲滴的“肥差”。杨森还向卢作孚保证，只要他肯答应，万县地区都全权交给他管理。更诱人的是，杨森给他特别优厚的待遇：除每月薪金500大洋外，还有一笔数目可观的舆马费，这与民生公司总经理月薪30元相比，真的是天壤之别。但让杨森意想不到的是，面对高官厚禄，卢作孚却婉言谢绝了。因为在卢作孚心中，他的人生价值不是做一个位高权重的官，而是带领民生公司实现他“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责任和使命。

为国担责——“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到自清末民初以来5位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时，之所以把卢作孚划在“抗战时期”，是因为卢作孚的爱国精神，在关系到国家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中表现得最突出、最感人。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此时此刻，民生公司经过卢作孚10多年的苦心经营，已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一家民营航运企业，发展态势非常好。然而就在此时，全面抗战爆发了。民生公司不少人感到像天塌了一般，为公司的前途和命运担忧，甚至有些人十分悲观地说：“国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就完结了。”
　　面对大家的忧心忡忡，作为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想的不是一个公司的得失，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他对大家说：“我的感觉，却恰恰相反，国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他意识到民生公司报效国家大显身手的时机到了。他向全公司员工发出号召：“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他决定将全公司所有轮船快速投入到战时运输中来。
　　当时国民政府决定将首都从南京迁往重庆，重庆成了大后方的中心。一时间，华北、华中、华东一带的机关、工厂、学校、团体纷纷向大后方迁移，而整装待发出川抗日的将士也要乘船开赴前线。作为长江上游航运主力军的民生公司在卢作孚的带领下，冒着敌机的轰炸，全力以赴投入到紧张、艰难的战时运输中。据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不怕牺牲，不计成本运送出川抗日将士270多万人、武器装备30多万吨以及大量粮食、衣被、食盐等军用物资，还将150多万难民撤往了大后方。民生公司船队被赞誉为“一支没有武装，但却极英勇的、效率极高的运输舰队”。

为国分忧——坚决不发国难财
　　抗战全面爆发不久，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交通部常务次长。一向无意仕途，对高官厚禄不感兴趣的卢作孚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没有推诿，而是临危受命，勇挑重担，承担了战时水陆交通运输的艰巨任务。
　　当时中国的交通运输现状是：飞机少得可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火车线路被日机炸得七零八落，无法正常运行；而公路运输不仅运费高，且汽车少，公路也不能直接入川。因此，长江水道自然成了进入大后方最便捷的“黄金水道”。
　　然而在长江下游中游航行的轮船，到了宜昌必须“换乘”能在三峡行驶的马力大、吃水浅的小型轮船才能直通重庆。而民生公司恰恰是长江上游的主力船队。在船少人多货多的情况下，这似乎正是民生公司抬高运价，大发横财的好机会。但卢作孚与民生公司坚决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宁肯吃亏也绝不发国难财。如在宜昌大撤退中，与民生公司一起参与撤运的几艘外国轮船，客票每人高达300元至360元，货物则每吨300元到400元，而民生公司的客票价却与战前一样保持不变，只要18元。货物运价，卢作孚要求也与战前一样：兵工器材只收30元到37元，其他公物只收40余元，民间器材只收60余元到80余元。只相当于外国轮船公司收取运费的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卢作孚为此感叹道：“即此比较，可知中国公司尤其是民生公司牺牲之多，报效国家之大了。”
　　不仅如此，卢作孚对于难童、在校师生还免收运费。如复旦大学和金陵大学1000多名师生及大量图书、实验仪器等，都是免费从宜昌运往大后方的。又如中央大学举校搬迁时，其农学院有一批进口的良种马、牛、羊等活牲畜也要随校搬迁。但对轮船来说，运送这些活牲畜不仅又脏又麻烦，关键是还必须改造船舱，这真是吃力不讨好的亏本生意，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找到卢作孚，没想到卢作孚很爽快地就答应了，硬是克服重重困难将这些活牲畜运到了大后方。
　　对于一个民营企业来说，卢作孚为了国家民族大局，甘愿吃亏，也绝不发国难财，难能可贵。

指挥宜昌大撤退——“民族救亡的悲壮史诗”
　　电视连续剧《潜伏》中有一段经典台词：“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而发生在1938年10月至11月之间40天的宜昌大撤退，就是卢作孚亲自坐镇指挥的一场改写历史的胜利大撤退。
　　众所周知，宜昌素有“长江咽喉，入川门户”之称。而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距武汉仅300公里的宜昌便成了通过长江三峡撤往大后方，关系国家存亡的关键之地。
　　当卢作孚10月23日赶到宜昌时，这个小城正处在极度混乱和恐慌之中。一是滞留在此的3万多难民挤在仅2平方公里的城区，不少难民因无房可住而露宿街头，饥寒交迫，处境十分凄惨。须知这些难民中，有不少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艺术家、医生和在校师生；二是堆满两岸码头的机器设备都是从上海、南通、南京、武汉等地工厂企业拆迁转运到此的。这些机器设备的重要性，按卢作孚的说法：“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到这里了。”
　　然而此时的宜昌，能开往大后方的只有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其他几艘中国和外国公司的轮船。按常规，仅凭这些船只，要运送这么多人和物资，起码要一年时间。然而此刻日军已逼近宜昌，日机不断狂轰滥炸。更要命的是，长江上游一年一度的40天枯水期就要到来，届时水位急剧下降，连民生公司稍大点的轮船也难以通行了。
　　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卢作孚深感责任重大，他亲自前往码头视察，并登上各轮船，了解轮船的性能、吨位及运行状况，同技术人员讨论。通过紧急调研和反复推演，卢作孚果断采用民生公司过去在枯水期运输的“三段航行法”，终于拟定出在40天内将人员、物资运出宜昌的计划。他要求各公司、各码头、各轮船严格执行，分秒必争。
　　在卢作孚大智大勇、力挽狂澜、坚决果断的指挥下，奇迹出现了：“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
　　宜昌大撤退被卢作孚的好友、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先生誉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如今在宜昌市的宜昌大撤退纪念园主体雕塑上刻有一段铭文：“发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宜昌大撤退，是一部民族救亡的悲壮史诗和英雄乐章……演绎了中国大内迁最壮观的一幕……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勋业照人，万古流芳。”而卢作孚就是指挥这一悲壮史诗和英雄乐章的大英雄。

救国公司——“对得起国家”
　　由于民生公司在战时运输中始终坚持低价或半价，甚至免费运送上前线的军人、军用物资和撤往大后方的公务人员、难童、在校师生等等，公司出现了从抗战之前连年赢利到战时连年亏损的状况。更为惨烈的是，民生公司在冒着敌机狂轰滥炸的运输中，有117名员工英勇牺牲，76名员工伤残；有16艘轮船被炸毁炸沉，69艘轮船被炸伤，致使民生公司受到重大损失，公司亏损也越来越严重，卢作孚为此万分心痛和焦急。
　　卢作孚的好朋友、著名教育家、民生公司股东黄炎培在1942年4月8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一件十分感人的事：那一天上午，民生公司举行股东大会，作为民生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向全体股东汇报工作，当他讲至“公司艰困，为国牺牲，公司员工宁受薄薪，轻生命，为国冒险”时，竟当众嚎啕大哭起来。因为他既为公司员工不怕牺牲，不怕吃苦而感动，又深感公司的损失和亏损，是他的责任，是他对不起公司，对不起股东，对不起公司全体员工。此时黄炎培拍案而起，泼墨挥毫：“公司亏本，对不起股东，为抗战而亏本，公司对得起国家，即是股东，对得起国家……没有国家，哪有公司，中华复兴的一日，即我公司复兴的一天。”黄炎培的这番话代表了全体民生公司员工的心声。
　　1943年6月23日，著名爱国将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应卢作孚之邀，到民生公司讲演。没想到冯玉祥一开口便说：“今天到民生公司来讲演，很是光荣啊！因为很多人称赞民生公司是救国公司。”
　　应该说，在整个抗战期间，有不少中国公司为抗战作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而被赞誉为“爱国公司”，但被赞誉为“救国公司”的，则似乎只有民生公司这一家，而且这个赞誉是实至名归的。
　　在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了270多万出川抗日的将士和30多万吨武器装备以及大量军粮等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在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先后运送了150多万人至大后方。须知这些人中有不少都是国家建设的精英人才，他们成为了大后方各条战线的有生力量，也为抗战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了大量机器设备，为中国保存了军事工业、航空工业、轻重工业基础，为抗战胜利和大后方经济建设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
　　这三个“至关重要”实实在在地表明了民生公司在抗战中为拯救国家于危亡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不是“救国公司”又是什么呢？

家国情怀——一生的主旋律
　　1943年7月16日，爱国将领冯玉祥在给卢作孚的信中说：“作孚先生，您是一位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历史证明，卢作孚正是这样一个人。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伟大精神的产生，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形成脉络。卢作孚出身寒门，从小过着穷苦的生活，又生长在兵荒马乱、贫穷落后、列强欺凌的年代。严酷的现实，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救亡图存、富国强国、为民造福、为国担当的愿望和决心。
　　卢作孚17岁就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革命团体同盟会，18岁投身辛亥革命，1919年又以极大热情参加了五四运动。1922年，经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恽代英等人介绍，加入了当时在国内颇有影响，其成员有毛泽东、李大钊、张闻天、恽代英、邓中夏、萧楚女等人的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1925年他创办民生公司，又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特别是在抗战期间，他以超凡智慧，指挥了惊心动魄的宜昌大撤退，创造了足以改变历史的奇迹。
　　可以说，爱国精神是卢作孚一生的主线，一生的主旋律。卢作孚的榜样力量、典范形象，将历久弥新地发挥着更加磅作者：刘重来 西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