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北碚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历经五次日机大轰炸，北碚掀起了抗日志愿军运动、义务缝制寒衣运动、捐款运动等，形成全民抗战热潮。这些都与地下党组织与北碚的行政长官卢作孚、卢子英团结一致、亲密无间分不开。其中，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派到北碚开展统战工作的汪伦也功不可没。
　　汪伦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1933年，上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时，汪伦便是秘书组成员和读书出版社创始人之一。1936年10月，根据党的指示，汪伦离开上海前往延安，先在中央外交部工作，后又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
　　1938年，汪伦在负责陕甘宁边区通讯社的筹建工作时，邓托夫夫妇经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也来到通讯社工作。邓托夫原是重庆民生轮船公司的职员。1939年，邓托夫夫妇回到重庆后，向卢作孚、卢子英推荐了汪伦。卢氏兄弟便委托邓托夫写信，邀请汪伦到北碚工作。
　　汪伦接到来信，便向中央统战部汇报。中央统战部当时正在物色人选到北碚开展统战工作，有这样的邀请，便决定派汪伦立即启程前往北碚，具体工作由南方局常委凯丰安排。汪伦当时还肩负着另一项任务：护送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经重庆转道香港治病。高士其是残疾人，由汪伦负责一路照顾。
　　1939年5月，汪伦一家三口与高士其到北碚后，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热情地宴请了他们，陪同者还有陶行知先生。席间其乐融融，大家畅谈抗战形势，都认为国共合作日寇必败。此时，陶行知谈及高士其赴香港治病一事，卢子英还捐赠了一笔资金。正待离席之际，一辆黑色轿车疾驰而来，董必武先生从红岩村来北碚视察。见到他，大家喜出望外，又是一番畅谈后才分手。
　　当晚，高士其住进陶行知家里，即北碚公园的清凉亭（后来陶行知一家搬到文星湾的一碉楼里居住）。陶行知还专门请育才学校的一名同学照顾高士其。汪伦一家则暂住北温泉公园的花好楼（上世纪90年代拆除）。汪伦当时的职位为《嘉陵江日报》总编辑、《北碚》月刊主任。
　　汪伦到南方局交介绍信时，凯丰同志说：“北碚的工作正需要人抓，吴老（吴玉章）正在北碚，你去与他研究。”随即写了介绍信。
　　吴玉章当时住在北温泉公园的数帆楼里，吴老见到汪伦后，分析道：“北碚离重庆很近，是风景区、文化区。卢氏兄弟在搞乡村建设，各方面的许多人士先后来到这里。这地方很重要，这里的工作也很重要。把这里的工作做好了，对抗日救亡是很有利的。北碚地方势力大，有一定独立性，蒋介石对北碚不放心，想拉拢过去。卢子英对蒋介石存有一定戒心，想通过我们，抵制国民党。我们在这里开展工作，向卢作孚、卢子英做统战工作，就是使北碚不要被蒋介石吃掉。”吴玉章指示汪伦，北碚的统战工作直接向南方局常委凯丰、董必武汇报。当年9月，北碚中心县委第二任书记李亚群到任后，汪伦便通过李亚群向中共南方局汇报工作。
　　汪伦与李亚群的分工是：利用卢子英对汪伦的信任，专职做北碚上层工作，不在中心县委任职，不与其他党员发生联系，这样有利于保护卢氏兄弟。
　　汪伦平时利用一切机会给卢子英讲共产党的抗日政策，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再结合北碚实际，讲如何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当时，国民党CC系（一个政治派系，势力主要分布在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门）在北碚安插了一些人员，如教育股长、卢子英的秘书都是他们硬安排进来的。这伙人串通一气，大肆发展特务组织，不遵守制度，为非作歹，很让卢子英气愤。汪伦就利用《嘉陵江日报》揭露这伙人的劣迹。他们便把报社营业部砸了，气焰嚣张。汪伦与报社同仁坚持斗争，调查出卢子英的秘书有贪污行为，便通过报纸进行揭发，引发民愤，这些特务只得悄悄地离开北碚，其他的特务也只得收敛一些。
　　硬的不行又来软的。1940年，国民党一专员来北碚视察，向卢子英游说，说什么北碚政绩突出，委座（蒋介石）的意思是把北碚升一格，改制成“中正模范县”，扩大辖区，充实编制。还说原班人员均不动，一律加委，但扩大编制的人员，均由上面派来。正在卢子英为此事举棋不定之时，汪伦去卢子英家中看望，借机进行分析，劝说卢子英不能对国民党存有任何幻想，他们的人会慢慢地把北碚“吃掉”。这与国民党四大家族想用增加官股“吃掉”民生公司是一样的，用的是同一种技法。卢子英听了这样的分析，震动很大，设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软的硬的都行不通，国民党就加派了特务、宪兵到北碚进行监视。江津专员还想把卢子英挤走，自己兼北碚管理局局长。在我党的帮助下，卢子英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进行了抵制。
　　汪伦在北碚的两年间，还在吴玉章住处见到了叶剑英，听他讲了国民党在前方搞摩擦的许多事例，并说：“他们不摩，我就不擦，他们要摩，我就要擦。”
　　1940年底，国民党又掀起了反共高潮，我党实行隐蔽方针，叫一线的同志都撤下来，二线的同志顶上去。董必武派人通知汪伦撤离。汪伦决定先掩护李亚群撤离，自己随后离开。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汪伦忍无可忍，在报上发表文章《皖南抗战前线，新四军竟遭解散》，引人注意。李亚群秘密回到北碚，传达董必武的指示：立即撤离。汪伦向卢子英告别时，卢子英资助了1000元路费，邓托夫又送了200元，汪伦回到安徽老家，到新四军第七师敌工部工作。